众所周知，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是以企业理论为核心发展起来的，但若稍加推敲，便会遗憾地发现，新古典主义所谓的企业理论其实很难说是企业理论，充其量只是生产理论。

      因为，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假设的前提下，企业的功能被过分简化为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单一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决策。但是，企业内部如何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这一问题也被完全忽略了。

      1937年，随着科斯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发表，标志着现代企业理论的诞生。在文中，科斯利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出现”这一企业理论应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认为，市场和企业同为组织劳动分工的办法，具有互替性，企业的存在就在于它能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

      20世纪代80年以后，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从三个方向发展了企业理论：威廉姆森以有限理性为前提，假定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提出资产专用性概念，证明事前合约的不完全性；张五常和杨小凯发展出了间接定价理论，认为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方式代替市场方式，而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借鉴产权、交易费用和外部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企业内部的激励结构问题。

      虽然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在很多方面修正了新古典企业理论所存在的不足，使之进一步脱离了“黑箱经济学”并逐步逼近现实，但其理论范式仍然没有摆脱新古典范式的局限，并隐含了这样一个不合理假设：企业的知识是外显（explicit）的，一旦被创造就可在零边际成本条件下被其他人所免费使用。但实际上，外显知识仅是人类知识总和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人类知识是隐含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其转移的代价既昂贵又不确定。

      正是为应对新古典企业理论和新制度企业理论的缺陷，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从20世纪开始蓬勃兴起。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有两个来源：从理论来源看，演化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为其提供了理论素养；从实践角度看，技术管理、创新与信息经济和组织学习等又为其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随着知识在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作用的日益提高，企业理论逐步出现了新的发展。

      就“企业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而言，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是整合知识的一种机构，认为这种机构能够创造出使多个个体整合其特有知识的条件。与科斯－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企业理论不同，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更关心与知识相关的成本。印度著名管理学家舒曼特拉·高沙尔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企业的核心优势不是简单地避免交易成本，而是以与市场很不相同的逻辑来控制某种特定经济活动的独特优势。

      关于企业的边界问题，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根据知识利用的相对效率分析了企业的垂直和水平边界。其中，德姆塞茨在1991年解释了企业的垂直边界问题。 他认为，如果市场能有效地转换产品而转移知识缺乏效率，如果在某个生产阶段需要使用上一阶段所利用的知识，那么这两个生产阶段的垂直连接将会被整合在同一个企业中；如果不必使用上一阶段的知识，那么这两个生产阶段则可以通过两个相联系的独立企业来进行。因此，企业之间的水平边界出现在产品与知识群体的空隙之中。

      关于企业内部的协调问题，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强调，实现有效的协调是企业的一个主要任务。传统组织理论研究协调问题更着重于把它作为基础结构的一个层级，但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认为，既然大部分与生产有关的知识是隐含的，那么知识在组织成员间的转移是很困难的。因此，如果生产要求整合许多个别的专有知识，那么效率的关键是，在组织成员通过交叉学习使知识转移最小化的条件下如何实现有效的整合。对此，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家劳伦斯和罗斯齐认为，协调可以解决组织内部的目标冲突。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发展，普遍需要一种有效的管理新思维和新方法作为指导。从这一角度出发，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或许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当然，由于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自然会存在着诸多缺陷。例如，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工具；强调了企业内部的认知问题，但忽视了企业中的代理问题等。所以，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仍需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到逐步完善。